詹淑琴在睡眠门诊接待了20多年患者，多数时候，坐在她面前的人面色凝重，他们的痛苦很难具体描述，也很难被旁人理解。“睡不着觉能有多大事儿呢？你熬3天试试，第4天准倒头就着。”“夜里睡不安稳，白天再补一觉不就行了吗？”“嗜睡不是天生的吗？这还算病？”他们总是面对这样的疑问，但黑夜漫长到忍无可忍，或者这种痛苦已经诱发了其他疾病，他们意识到“我病了”，于是走进医院。不管是长期睡不着，还是一直睡不醒或是睡不踏实，甚至睡梦中有类似殴打他人的诡异行为，在临床上都属于睡眠障碍。2001年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睡眠中心成立，睡眠障碍被逐渐当做一个独立的疾病来诊断、治疗。从那时候起，詹淑琴开始与睡眠障碍深度“过招”，从耄耋老人到青少年儿童，一个个被“觉”折腾得够呛的患者来找她寻求帮助。除去诊断、开药，更多时候，詹淑琴听他们说话、理解他们、开导他们。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、睡眠中心负责人詹淑琴。 受访者供图3月21日是第22个世界睡眠日，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、睡眠中心负责人詹淑琴的对话。 “要不了命”的痛苦病新京报：什么契机下神经内科开设了专门的睡眠中心？ 詹淑琴： “睡觉好吗？”这是我们在神经内科门诊给患者看病时经常问的一句话。过去，睡眠障碍常被看做是其他疾病的一个表现，多数临床医生认为，治疗了诸如神经疾病、精神疾病、耳鼻喉和呼吸系统疾病以后，睡眠问题会随之解决。后来我们发现并非如此，睡眠障碍应该被更加重视，也应该被当做一个独立的疾病来系统诊断、治疗。在睡眠中心成立前，我们就会诊断睡眠障碍疾病，有人失眠几十年，来看病的时候和我说，“快被折磨死了”“痛不欲生”“坚持不住了”。也有人夜里有过自杀行为，很多次已经站在了窗户边，但最终克制着自己没有跳下去。我还记得有一位女患者，产后不久就失去了孩子，重大刺激下她连续多天不睡觉，坐在我对面哭得撕心裂肺。即便在医院，睡眠障碍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，哪怕是临床医生，也觉得这个病“要不了命”，患者能吃能喝，能动能走，白天看上去没什么异常。但实际上，患者的痛苦常人难以感同身受。我是个比较容易共情的人，希望能帮助患者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从睡眠中心成立23年来一直在做这个领域的治疗和研究。 新京报：这23年里，你觉得患者群体有没有呈现什么特点和变化？詹淑琴：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病人越来越多了，2001年全年，我们在每周有医生轮流坐诊睡眠障碍门诊的情况下，总共接诊870人。现在我们中心5位医生坐诊睡眠障碍门诊，每年接诊人数超过1万，这还远远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。早期患者的问题主要集中在“失眠”上，随着就诊人数的增加，医学界对疾病研究的加深，越来越多类型的睡眠疾病被诊断出来。比较好的一个趋势是，在过去，很多人不把失眠当病，症状持续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几年才来医院，或者只是在看别的病时顺带说一句，“睡不好”。而现在，人们知道医院有专门看睡眠的门诊，哪怕被睡眠障碍折磨了不算太久，也很快意识到“我病了，我需要就诊”。 新京报：常见的睡眠疾病有哪些？詹淑琴：我们现在可诊断的睡眠疾病大约有90多种，失眠在其中发病率最高，大约占70%。入睡困难、中途醒或早醒、睡眠时间短但白天又非常亢奋、大脑过度觉醒，这都属于失眠，失眠多和其他疾病并发。失眠大家容易理解，而“一下子就睡着”也是病，叫做发作性睡病，通常是在白天过度嗜睡，严重的时候可以“秒睡”，患者还可能产生睡眠幻觉、睡眠瘫痪。除此之外，不宁腿综合征、睡眠行为异常也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睡眠疾病。 睡眠像一个警示器 新京报：不同类型的睡眠疾病高发于哪个群体？詹淑琴：失眠存在于各个人群，高发于白领、骨干、精英群体，他们面临的学习、职场、生活情况复杂，精神压力大，大脑总处于一种兴奋状态。哪怕身体并未达到焦虑或者抑郁的病症状态，但是睡眠会像一个警示器，作出“靠前”反应，较早出现问题。更年期、老年人群以及一些慢性病人、躯体疾病患者也容易有失眠症状。失眠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属于功能疾病，就需要吃药治疗，情况严重的甚至需要长期服药，很难完全恢复正常。发作性睡病常发于儿童青少年群体，在我国每2000个人当中有一个患者，被列为罕见病。我们医院早期一年只能诊断十几例，随着近几年公众对于睡眠疾病的认知提高，病人发现后及时就医，医院间合作建立了发作性睡病的诊治联盟，医生识别率和诊治水平提高，现在我们发作性睡病诊断例数提高到一年100到200例。发作性睡病患者每天都会发病几次，儿童青少年常因猝倒发作、睡眠瘫痪而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，因此也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，另外也比较容易出现肥胖、代谢紊乱、呼吸睡眠暂停、心血管疾病等风险。不宁腿综合征、睡眠行为异常多发于中老年人。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睡眠中心团队，中间为詹淑琴。 受访者供图新京报：睡眠行为异常是怎样一种病？和人们常说的“睡不安稳”一样吗？ 詹淑琴：睡眠行为异常就是睡觉做噩梦，梦境诱发了现实行为，比如睡觉时在床上拳打脚踢，甚至殴打身边人。睡眠行为异常在中老年群体的发病率在2%左右，这个比例已经不小了。在我们近几年的研究中发现，梦境相关的行为异常高度提示为神经系统疾病，可能是帕金森、老年痴呆的前期表现，50%的帕金森患者都有睡眠行为异常的情况。 先把睡眠还给孩子新京报：失眠跟精神、心理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相关性？詹淑琴：从临床上看，失眠人群当中50%有精神心理的问题，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人90%以上会出现失眠症状。有个来看病的中学生和我讲，只要妈妈在身边，他就觉得很紧张。学业负担、青春期问题、亲子关系等原因，让这个孩子处于巨大的压力下。像这样的患者，其实是需要去看精神科、心理科的，但我不会贸然给出这样的建议，因为多数人有病耻感，我会尽可能在我的门诊和他“谈心”，首先要理解失眠带给他的痛苦，再让他聊聊自己生活里存在的问题，找失眠的症结。一部分医生认为，失眠是焦虑症、抑郁症的一个表现症状，把焦虑、抑郁治好了，失眠也就随之好了。但我认为失眠是一个独立疾病，只是和焦虑、抑郁共病的概率大，二者是一种并行的关系，同时也相互影响。失眠会加重焦虑、抑郁，焦虑、抑郁也会加重失眠。所以我的建议是失眠和焦虑、抑郁应该同时治疗。 新京报：对于已有的睡眠障碍，应该立即借助药物治疗吗？还是有其他的方式来缓解？詹淑琴：以失眠为例，在我接诊的患者里，有30%到50%的人其实是不用吃药的。人体有很强的修复能力，偶尔出现一些晚上睡不着觉的情况，大多数人是能够调整过来的，不至于一晚上睡不着觉，第二天就要崩溃。但如果失眠影响健康和工作甚至造成了公共危害，比如开车时出现大脑混沌的情况，社交场合发生意外，就要引起高度重视，找医生诊断，对症下药。相对于疾病来讲，失眠其实更像是个社会问题。年轻人熬夜、晚睡是常态，他们在逐渐挑战人的极限，是生活方式的不恰当引发了睡眠疾病。本该有充足睡眠的青少年，现在也“睡不着”了，他们出现在门诊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。 新京报：青少年的睡眠问题大多由什么引起？詹淑琴：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发生在疫情期间，许多孩子在家上网课，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，再加上本身自控能力不高，导致作息紊乱，黑白颠倒。他们的睡眠问题不是由疾病导致的，而是跟不规律的生活方式等外因有关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，“鸡娃”“内卷”这样的情况让孩子们身体和心理的压力都过大，儿童青少年的生物钟节律本身就比成人要延迟，学校的作息安排让孩子们起得太早，回家后，孩子们又被家庭作业、父母给报的课外班填得满满当当，睡觉晚。长期处于压力又缺觉中，等这些孩子们长大，会成为睡眠门诊未来的患者。这不是吃药能解决的问题，我呼吁全社会，先把睡眠还给孩子们。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实习生 张新惠编辑 刘倩 校对 王心会见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时，王沪宁表示，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关怀和指导下，中朝传统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。今年迎来两国建交75周年暨“中朝友好年”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，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转化为弘扬中朝友好的实际行动，深化团结协作，加强战略沟通，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。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中朝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。皇冠球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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